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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儒林外史人物分析:講“儒林”故事 觀“士林”百態

            時間:2019-08-19 10:33:51編輯:文二

            周進也聽不見,只管扶著號板哭個不住。一號哭過,又哭到二號、三號,滿地打滾,哭了又哭,哭的眾人心里都凄慘起來。金有余見不是事,同行主人一左一右架著他的脖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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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他哪里肯起來,哭了一陣又是一陣,直哭到口里吐出鮮血來。”后來商人們答應為他捐一個監生進場,他就破涕為笑,趴到地上磕頭,表示要變驢變馬來報答他們。

            范進也是一個連考二十余次不取的老童生,他是一個從二十歲考到五十四歲才中舉,而心理慘遭巨大摧殘的典型人物。他在生活中受盡凌辱,他要去考試,岳父胡屠戶罵他是“癩蛤蟆想吃天鵝肉。”

            聽到中舉的消息后,他起初不敢相信,既而拍著手大笑道:“噫!好!我中了!”歡喜得發了瘋。直到挨了胡屠戶的耳光之后才清醒過來。多年的愿望實現了,從此可以升官發財,他怎能不欣喜若狂,以致神經錯亂呢。

            從這兩個人物身上,我們可以看出科舉制度對文人的毒害之深。它深深的腐蝕著文士的心靈,使一些文人因迷戀舉業而完全被動地失去了自我。作者以其悲憤和辛酸的筆觸,寫出了他們在人格意識方面的扭曲與墮落。

            二、貪官污吏的典型——湯奉、王惠

            如果可憐的讀書人一旦考中了進士,便可以名正言順的踏入仕途。而那些原本可憐的讀書人一旦做了官,很快便會成為貪官污吏。其中湯奉和王惠就是兩個典型的例子。

            書中這樣描繪湯知縣:“次日早堂,頭一起帶進來的是一個偷雞的積賊,知縣怒道:‘你這奴才,在我手里犯過幾次,總不改業,打也不怕,今日如何是好?’因取過朱筆來,在他臉上寫了‘偷雞賊’三個字:取一面枷枷了,把他偷的雞,頭向后,尾向前,捆在他頭上,枷了出去。才出得縣門,那雞屁股里喇的一聲,屙出一泡稀屎來,從額顱上淌到鼻子上,胡子粘成一片,滴到枷上。兩邊看的人多笑。

            第二起叫將老師父上來,大罵一頓‘大膽狗奴’,重責三十板,取一面大枷,把那五十斤牛肉都堆在枷上,臉和頸子箍得緊緊的,只剩的兩個眼睛,在縣前示眾。天氣又熱,枷到第二日,牛肉生蛆,第三日,嗚呼死了。”

            南昌太守王惠,也是一個貪官的典型。他念念不忘“三年清知府,十萬雪花銀”的通例,他一到任,衙門里就滿是“戥子聲,算盤聲,銀子聲,衙役百姓一個個被他打得魂飛魄散,合城的人,無一個不知道太守的厲害,睡夢里也是怕的。”

            這些官吏就憑借科舉得意,升官發財,作威作福;而貪狠、蠻橫則成了他們的共同特征。這就進一步暴露了科舉制度的罪惡,同時也反映了當時整個封建官吏政治的腐敗不堪。

            三、八股迷的典型——馬靜、魯編修

            科舉既然成了讀書人獵取功名富貴的唯一手段,八股文自然就成了文章的正宗。于是無數的封建文人,孜孜不倦地鉆研八股文,其中最虔誠的八股制藝信徒當屬馬靜和魯編修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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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《儒林外史》中塑造的馬二先生,是一個為舉業而耗盡終生的受害者,但他始終把舉業視為“神圣不可侵犯的事業”,他甚至迷信八股到這樣的程度,他說:“舉業二字,是從古及今,人人必要做的。

            就如孔子在春秋的時候,那時用‘揚言行舉’做官,故孔子只講得個‘言寡尤,行寡悔,祿在其中’,這便是孔子的舉業。……就是夫子在而今,也要念文章,做舉業。斷不講那‘言寡尤,行寡悔’的話,何也?就日日講究‘言寡尤,行寡悔’,那個給你官做?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。”

            馬二先生是一個出入考場二十四載,依然以“生員”終身的白丁,但他仍執著的做舉業的熱衷鼓吹者,他“勸導”匡超人說:“古語說得好:‘書中自有黃金屋,書中自有千鐘粟,書中自有顏如玉。’而今什么是書?就是我們的文章選本了。”

            這不僅寫出了馬二先生之流受害而不自覺,而且也點出了他們不自覺的原因,正在于舉業是他們能做官的唯一途徑,這就觸及了封建社會的根本弊端:以腐朽的科舉制度選拔人才的不合理性。

            另一個八股迷魯編修認為:“八股文章若做的好,隨你做什么東西,要詩就詩,要賦就賦,都是一鞭一條痕,一摑一掌血;若是八股文章欠講究,任你做出甚么來都是野狐禪,邪魔歪道。” 魯編修已達到了科舉考試的最高等級,實現了其人生的最高理想。但作者寫他卻是從他在京城清苦得實在混不下去的返鄉途中開始的。

            他出場后的開場白是:“做窮翰林的人,只望著幾回差使。現今肥美的差,都被別人鉆謀去了。白白坐在京城,賠錢度日。況且弟年將五十,又無子息,只有一個小女,還不曾許字人家,思量不如告假返舍,料理些家務,再作道理。”

            作者以如此寒酸之筆來寫這位“成功者”,其畫外音顯然是說,以整個的個人尊嚴和物質生活享受為代價換來的翰林編修之職,除了徒有虛名外,沒有任何實際意義。

            四、正面典型——王冕、杜少卿

            《儒林外史》中不僅有對儒林丑類的揭露和諷刺,而且有對正面人物的肯定和歌頌。作者肯定的最多的是那些不慕功名利祿的知識分子,王冕和杜少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。

            作者在第一回中塑造了元末詩人王冕的形象來“敷陳大義”,“隱括全文”,并作為自己理想的楷模和臧否人物的標準。

            王冕出身田家,天文地理經史上的大學問無不精通;而又安于貧賤,以賣畫為生,不與權貴相與,作者通過他的嘴,抨擊了科舉制度,“這個法卻定得不好,將來讀書人既有此一條榮身之路,把那文行出處都看輕了。”在作者看來,文士們只有像王冕那樣講求“文行出處”,才能免于“功名富貴”的牢籠,堪稱“品地最上一層。”這在當時是有一定的批判意義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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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正面人物杜少卿是以作者本人為原型寫成的,他不熱衷功名,反對八股科舉,不愿做官,被視為“自古及今難得的一個奇人”。在他身上蔑視科舉的思想尤為突出。他說“這學里的秀才未見得好似奴才。”這對封建社會選拔官吏的制度是嘲諷,也是批判。

            他敢于懷疑權威,對儒家經典的解釋者朱熹提出大膽的挑戰。他說“朱文公解經,自是一說,也是要后人與諸儒參看。而今丟了諸儒,只依朱注,這是后人固陋,與朱子不相干。”這其實是對欽定的理論標準“朱注”的否定,也是對朱熹這一權威的否定。

            杜少卿輕視禮教,反對歧視婦女,反對納妾,具有初步的民主主義思想。他仗義疏財,平等愛人,是作者心目中的理想人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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